11月中旬以后，中国多个部门发布了赴日风险提示，直接击中了日本航空和旅游行业最脆弱的部分。12月从中国境内飞往日本的计划航班取消比例超过四成，取消数量超过1900班，“取消、待变更”成为常态，旅行社退改集中，入境口岸转冷，免税店门可罗雀。今年前10个月大约有820万中国游客去日本旅游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大约40%，消费覆盖了酒店、餐饮、交通、购物等各个领域。航班突然减少最先影响的是旅游行业，服务业也跟着降温，依靠外国游客的地方财政和就业状况受到压力，很多城市年内引进游客的计划也到了最后关头。

11月17日日经225指数一度下跌超过1%，跌破了50000点；12月1日又跌了超过1000点。市场关注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释放出的加息信号，被解读为“提高政策利率已经得到政府的认可”。

国内通胀高企、市场利率已经失控的情况下，即使央行不作为，市场也已经变相加息，资产价格重新洗牌，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、估值体系迁移，风险偏好下降。有人把震荡归因于植田，也有人归因于高市早苗：她坚持安倍经济学时期的宽松政策，但是市场用脚投票；政策话语和市场信号不一致，企业端只能先收缩应对。

高市之祸使中日关系更加紧张。其错误言论扰乱了舆论场之后，中国的风险提示落实了下去，航班取消、订单崩塌是直接的结果。日本企业在年底的时候取消了来中国进行商务活动的行程，考察、验收、签约都受到了阻碍，重要时期缺少了线下交流，信任和节奏都变得混乱了。除了价格之外，还要考虑关系、效率和预期，一旦关系变紧、预期变弱，再好的报价也难以达成。

很多商圈对中国的游客依赖度很高，航班减少、客流下降，流水减少、库存周转变慢、排班减少，经营的压力也转嫁到了店东和管理层身上。连锁酒店用打折来吸引顾客，但是大多数是本地短住的客人，客单价和盈利模式也完全不同。地方政府对于税收和就业的担忧加剧了，但是可以使用的工具不多，因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关系而不是促销。

在金融上，股市体现的是预期下降；盈利受压、投资收缩、银行风控严格。加息信号加强后，利率上行对资产价格形成压制，房地产、股权、债券等融资均难。很多企业把中国当作增长引擎，现在对华业务遇冷，年报增长叙事要重新编写；二级市场最怕不确定性，资金宁愿撤出也不愿冒险。

日本方面已经采取了“止血”的措施。跨党派“中日友好议员联盟”的多位成员本月1日表示，年内访问中国；经团联会长筒井义信11月28日也表示希望访问中国，希望通过议会和民间沟通起到“润滑剂”的作用，把话接上、渠道复位。但是中国方面回应得很清楚：必须收回错误言论、作出合理解释，并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政治承诺；口头上的安抚而行动上却背离了承诺是不可以接受的。政治互信出了问题，并非程序的问题。

这就意味着更多的是看态度而不是技术细节了。如果不想让事情变得更糟，就必须有人来刹车。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，市场和民意都不买账。企业、航班、股市已经给出“真反馈”，风险不会自行消失，政策话语必须承担起相应的代价。

冲击可以分为五个层面：第一层是航空和旅游，航班取消影响收入，载运率降低，时间浪费，旺季变成淡季，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的客源；第二层是制造业和对华商务，年底交流和交付、验收延期，线上无法代替看样、试产和签字，成本增加；第三层是金融领域，加息预期加上关系紧张，估值缩水、资金撤离，对华依赖大的板块受到的影响更大；第四层是地方经济，旅游型城市税收不稳定，就业压力增大，促消费政策难以代替跨境流量；第五层是舆论和心理，企业更加小心谨慎，居民意愿降低，社会情绪趋于紧绷，外部关系的稳定性显得尤为珍贵。

沟通不是摆谱，而是要解决问题。源头错误言论不收回、态度不明朗，就谈不上重建信任。否则访一次回去仍然按照以前的逻辑行事，只会变得更糟，还会给错误的路线打上烙印。

而且市场不会给你留人情。如果日本央行继续表示政策会转为宽松的话，企业就需要重新安排好债务结构、加强现金流的管理、稳定好海外业务。此时，如果中国在经贸上保持稳定，就可以分散风险、保持增长；如果把与中国的关系搞僵了，企业就等于断掉了一根“安全绳”。

重点不在先找谁，而在有没有一条清晰的回归正道之路。对日本而言，态度和选择直接决定了代价的大小：收回错误言论、修复互信，风险自然降低；如果坚持己见，指望市场自行恢复，那就是把股民、企业以及就业当作赌注了。